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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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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东邻湖南,北接重庆,西、南两面连接本省遵义市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素有“黔东门户”之称。全区辖8县(其中4个为自治县)1市1特区,总面积18003平方公里。据2019年统计数据,全区总人口446万,聚居着汉、苗、侗、土家、仡佬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45%。这里地貌奇特,沟壑纵横,群峰迭嶂,林草丰茂。境内最高山峰是梵净山,最大河流是乌江。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海拔2493.5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网成员、全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弥勒道场,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森林生态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点;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全长1050公里,贵州境内有745公里,通航河段589公里,其中黔境铜仁段约占50%,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和赏之不尽的峡谷风光。境内地下矿藏主要有汞、锰、煤、铁、磷、铅、锌、铝、铜、钒、钨、锡、硫铁矿、含钾叶岩、重晶石、大理石等。其中汞的储量及产量曾居全国第一位;锰矿保有储量9000万吨,占全国储量的10%。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铜仁就与中原有过交往,秦汉以后联系更多。由于铜仁地处边陲,山重水复,路途迂远,种种历史原因造成古代铜仁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历代政府对这片地域所采取的统治方法也与中原有所区别。从文献记载来看,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以前,先后实行过郡县制、羁縻州制度和土司制度。春秋至秦,铜仁属黔中郡、巴郡及夜郎。汉代属武陵郡、巴郡及牂牁郡。当时的地方首领势力很大,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很难全面深入。唐代改郡设锦、奖、思、充、黔、费等州,境内一部分属经制州,一部分是羁縻州。经制州由吏部直接委任刺史,羁縻州由各地方都督府推荐当地首领代理。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唐以思州为内郡,而以牂牁为羁縻”。宋代与唐代大体相似,分割为两州一府,东部属沅州,西部属思州,西北角属绍庆府。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宋初为羁縻州。大观元年,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治在今务川县,宣和中废。绍兴初复置思州,军领安夷、邛水、思邛、务川四县”。元朝强盛,海内划一,铜仁分属四川、湖广两个行省,普遍推行土司制度,直至明清。《松桃厅志·土司》载:“黔地初辟时,各郡皆土司也。”土司分武职和文职,武职主要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司等;文职主要有土主簿、土县丞等。

思州宣慰司: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设思州军民安抚司;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改为军民宣抚司,领县一,长官司二十二;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为宣抚司,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于四川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思州遂一分为二。明太祖洪武五年,以思州军民安抚司地置思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辖有都坪鹅异溪、都素、施溪、黄道溪、石阡、龙泉坪、苗民、葛彰葛商、福禄永从、潭溪、八舟、洪州泊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阳洞、新化、湖耳、亮寨、欧阳、中林验洞、赤溪南洞、龙里等22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废除。

思南宣慰司: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由思州军民宣抚司析出。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升为思南道宣慰使司。思南宣慰使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祐溪、思邛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达、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田乐、得民、晓溪、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坡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废除。

铜仁所属区域,在元、明时期“改土归流”之前,大部分时间归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管辖。铜仁、省溪、提溪等长官司曾经一度属都云定云安抚司管辖,治古、答意长官司归贵州宣慰司管辖,后皆隶思州和思南。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因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沙坑”地方,举兵相斗,朝廷累禁不止,令镇远侯顾成率兵弹压。田氏叔侄被拿送京师问罪,并废除了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将其地“改土归流”,设置思南、思州、铜仁、乌罗、石阡、镇远、新化、黎平等8府,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辖之。贵州省建省自此始。

其中,在现在的铜仁行政区域内主要设有铜仁、乌罗、思南、石阡四府。其中铜仁府辖有铜仁长官司、省溪长官司、提溪长官司、大万山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施溪漾头长官司;乌罗府所辖有乌罗长官司、平头著可长官司、朗溪蛮夷长官司、治古答意长官司;思南府所辖有水德江长官司、沿河祐溪长官司、思邛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司、板桥巡检司;石阡府所辖有石阡长官司、石阡副长官司、苗民长官司、龙泉坪长官司、葛彰葛商长官司。

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废思邛江长官司,置印江县。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612年)废铜仁长官司,置铜仁县。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废水德江长官司,置安化县(驻思南)。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割湖广平溪卫为玉屏县,领于思州。康熙四十三年,设铜仁府理苗同知,驻正大营。雍正八年,置松桃厅。嘉庆二年,升松桃厅为直隶军民厅。道光年间,境内共设三府一直隶厅六县。光绪八年移安化县于大堡;九年移铜仁县于大江口,移省溪司吏目于大万山。民国2年(公元1913年)废府、厅,设县。铜仁府改为铜仁县,原铜仁县改为江口县;思南府改为思南县,安化县改为德江县,石阡府改为石阡县,松桃直隶厅改为松桃县,省溪司吏目署改为省溪县。民国3年(公元1914年)设沿河县。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撤销省溪县,其地分别划归玉屏和铜仁。民国24年(公元1935年)6月,贵州省建立十一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思南,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民国32年(公元1943年),贵州省改九个行政督察为六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江口、玉屏、松桃、印江、石阡、思南、德江、沿河九县。

解放后,铜仁行政区域及建置除局部调整外,基本沿袭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域。1956年,经国务院研究决定撤销松桃县,设松桃苗族自治县。1966年设万山特区。1984年撤销玉屏县,设玉屏侗族自治县。1986年撤销印江县、沿河县,设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7年撤销铜仁县,设铜仁市。1984年至1989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又先后在不是自治县的其他6个县(市、特区)建立了92民族乡。1992年,撤区建镇并乡后,合并为56个民族乡,民族乡总数占非自治县中乡镇总数的58.9%。

铜仁自古以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历史上是“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等的生息繁衍之所。早在两千多年前,在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苗、侗、仡佬等各民族的先民。他们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互相学习,共同开辟耕耘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在各民族长期的相互交往与融合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沿河、德江、思南、印江、江口、铜仁等县(市),计124.60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铜仁的土家族是湘、鄂、黔、渝四省(市)边境邻近地区土家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固有的民族特征。土家族的族源与古代巴人有关。秦、汉时期,土家族先民是当时“南蛮”的一部分。隋唐时期,对土家族先民多以“蛮”称之,如“夔州蛮”、“湘川蛮”、“板楯蛮”等。宋代称土家族先民为“蛮”或“夷”。明代以后,称铜仁的土家族先民为“土人”、“土蛮”、“土夷”或“夷”等。嘉靖《思南府志》称“土人”、“土蛮。”“土家人”自称“毕兹卡”。1956年,国家正式认可土家族为一个单一的民族。铜仁土家族的语言已经消失,现在普遍使用汉语为交际工具。铜仁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恢复,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苗族主要分布在松桃、思南、铜仁、江口、印江、石阡等县(市),计49.93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苗族源于炎、黄、蚩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蚩尤是海内外苗族人民一致公认的人文始祖。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苗族有不同的称谓。尧、舜、禹时代,称苗族先民为“三苗”或“有苗”、“苗民”。周称“茅”或“髦”。秦、汉时期称苗族为“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唐、宋时期称“苗蛮”、“蛮夷”等。元、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一直沿袭“苗”、“蛮”、“夷”、“土苗”、“土蛮”、“土人”等称谓。其中明、清时期,因苗族居住分散,服饰繁多,有些文献又以服饰、地域、职业、归顺与否等对苗族冠以“红苗”、“花苗”、“青苗”、“黑苗”、“喇叭苗”、“九股苗”、“短裙苗”、“高坡苗”、“平坝苗”、“打铁苗”、“生苗”、“熟苗”等称谓。境内苗族大部分因“衣带尚红”而被称为“红苗”或“赤苗”。一部分被称为短裙苗。郭子章《黔记》载:“在葛彰葛商,为短裙苗。”苗族自称因方言而异。铜仁境内的苗族自称为gheax xongb和ncoud。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将族称统一为苗族。区内苗族大约有30万人还保持有完整的苗族语言和穿戴传统的苗族服饰。

侗族主要分布在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等县(市、特区),计37.68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是由古代百越人的一支“骆越”逐渐演变而来,于秦汉至隋唐时期逐步形成单一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侗族先民有不同的称谓。秦代称“黔中蛮”。汉代称“武陵蛮”或“五溪蛮”。魏晋南北朝称“僚”。唐代称“僚”的同时,又称“僚浒”或“鸟浒”。宋代以后,境内侗族居民相继被称为“仡伶”、“仡佬”、“仡偻”等。到了明代,又有“峒人”、“硐人”、“洞人”、“洞蛮”等称呼。清代称为“洞苗”、“洞民”、“洞家”、“伶”等。侗族人民自称“干”、“更”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这支有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习俗的人们共同体被国家正式认定为侗族。区内侗语已经消失,现在普遍使用汉语为交际工具。铜仁侗族民族成份的识别和恢复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仡佬族主要分布在石阡、思南、江口、松桃等县,计11.53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仡佬族源于古代“濮人”。传其先为竹王。仡佬族的他称大致分为“濮”、“僚”、“仡佬”几个阶段。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濮人称“卜”或“百濮”。秦汉时期,“濮、僚”并称,又有“夷濮”、“夷僚”的称谓。南北朝时期,越、濮统称为“僚”。隋唐时期,僚人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仡僚”。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中,把“僚”解为“佬”。宋代,有“葛僚”、“仡伶”、“仡僚”、“仡榄”、“仡偻”等记载。朱辅《溪蛮丛笑》中第一次使用“仡佬”一词。明嘉靖《思南府志》称“僚仡”。明、清两代编纂的《石阡府志》记载:“苗民司曰仡佬”、“石阡北多有仡佬”。铜仁仡佬族在民间又有木仡佬、花仡佬、红仡佬、水仡佬、打铁仡佬、打牙仡佬等称谓。1953年,经贵州各地仡佬族代表协商并经国务院同意,统一族称为仡佬族。铜仁仡佬族的语言已经消失,现在普遍使用汉语为交际工具。铜仁仡佬族的民族识别和恢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铜仁境内少数民族除了上述的土家、苗、侗、仡佬等人口较多外,还有羌、蒙古、瑶、回、壮、布依、彝、满、高山、傣、朝鲜、傈僳、普米等24个民族,共计2.15万人。他们有的是历史上因战争、自然灾害、官府威逼或贸易经商等而迁入,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或家庭原因而由全国各地迁来。他们散居在铜仁8县1市1特区,与当地土家、苗、侗、仡佬、汉等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共同为铜仁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早在两千多年前,生息在铜仁境内的土家、苗、侗、仡佬等各族人民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开疆辟壤,把一片片荒山开辟成良田沃土,把一条条溪流疏导为灌溉的经络,推动了古代铜仁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朝以前,铜仁的经济形态主要属封建领主经济。境内大部分良田沃土掌握在土司、土官和屯田官兵手里。其中,思南宣慰使就直接拥有“官田十八庄”。今思南县的官庄坝等乌江沿岸的许多肥田沃土,当年都是田氏土司的领地。土司官只要按期向朝廷进贡,必要时服从调遣,朝廷对土司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事等一般很少过问。土司官在其管辖区内享有“世袭其职、世守其地、世掌其民”的特权。许多土司官的意志就是法律,往往对辖区内的人民任意盘剥、加收粮钱、摊派劳役,甚至进行买卖、转让、赠送、陪嫁等。《贵州通志·前事志》载:“各地土司鲜知犯法,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土民受其鱼肉敢怒不敢言。”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当时,田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不得从华风;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月刑数人于香炉滩。”

在土司统治时期,各族人民耕种上等土地,必须向土司交租七成,中等土地交租六成,下等土地交租五成。有诗云:“泪眼已枯骨髓尽,更无毛血待诛求”。为了避免交租,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移居山野,开荒自食。一度形成了“好居深山,不乐平旷”的反常现象。加上长期的“赶苗夺业”政策,境内各族人民难以得到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致使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受到束缚,生产力水平时高时低,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经济十分落后。直至解放前夕,许多地方仍残留有“刀耕火种”的痕迹。如沿河县境内的部分地区,春耕时,砍倒一片荆棘杂草,用火焚烧后撒上小谷、玉米、黄豆等,种植两三年后,又到别处烧荒,这种方式叫“烧畲”。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农业生产长期停留在原始的“烧畲”状态。不仅种植品种单一,耕作粗放,水利设施、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也不配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脆弱。每遇灾荒之年,往往民不聊生。

雍正五年(1727年)以后,清王朝再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有的土司被借故革除,有的则被朝廷在其驻地设置吏目署,派驻流官,实行“土流并治”。土司的统治权逐渐被流官替代,大多数土司名存实亡。此后,封建领主经济逐渐解体,封建地主经济随之形成。但许多驻军和流官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后,也显得很浮躁,经常欺压百姓,任意捉人打人,骚扰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汉族地主和奸商则往往凭借与驻军和流官的关系,大量兼并土地,使很多少数民族群众逐渐走向失地和贫困破产的境地。土地问题渐渐发展成少数民族地区尖锐的社会问题。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愈演愈烈,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少数民族农民起义。虽然每次起义都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每次战争的结果都造成在一定区域内“残民无几”。战争的创伤往往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重,大部分土地集中到官僚、地主、富农手中,广大农民不断失地和破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区长、乡长、保长、团总、会道门头目等大多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占有大片土地。在边远、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因自然条件较差,土地瘦薄,又缺少农具、耕作粗放、广种薄收,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许多地方长期停留在“春种几大坡,秋收没几箩”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滇军、黔军、川军、中央军,往返过境,抓夫派夫,苛捐杂税,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境内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动荡,土匪横行,百姓度日艰危。

1949年12月,铜仁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区内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全面解放生产力,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人民群众的物资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提高。

铜仁各族人民虽然长期饱受封建统治者的歧视与压迫,但是他们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仍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不少地方特产闻名于世。如万山的朱砂,思南的斗笠、雄黄,印江的伞、白纸,玉屏的箫笛,铜仁的桐油,松桃的红米、花生、卤鸭子,江口的豆腐干,石阡的苔茶、绿豆粉,沿河的煤炭,德江的生漆等,在明、清时期就有一定的知名度,为境内外各族人民所喜爱。

生息在铜仁境内的土家、苗、侗、仡佬等各族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独具风格的民族文化。从明代永乐年间“改土归流”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铜仁先后涌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汉文化素养的散文和诗歌作者,并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形成了铜仁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亮点。如田秋、安康、罗国贤、安孝忠、杨芳、肖琯、张国柱、王蕃、田茂颖、田庆远、冉中涵、任思永、张敏文、张德微、廖云鹏、田慎修、严寅亮、贺增龄、戴锡之、汪白川、刘其贤、张筱岩、覃梦松、杨汉增等一批文人,在散文、诗歌创作和史志研究领域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进入现当代,铜仁少数民族作家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思基、吴恩泽、龙岳洲、龙潜、田永红、喻健、赵朝龙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作者群。这个群体包括侯长林、杨德淮、林亚军、龙建刚、龙文彬、宁坤强、马仲星、罗福强、龙志敏、安元奎、欧晓、郑一帆、张琪敏、龚晓红、刘照进、何立高、毛之侠、戴启晓、梁国赋、覃智扬、龙玉良、王新华、孟学书、欧秀昌、龙秀海、王晓旭、杨世福、孔志军、龙凤碧等。他们分别在小说、散文、诗歌、词赋、报告文学、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苗族作家吴恩泽、龙潜、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喻健、田永红等人的作品先后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在民间文学方面,铜仁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诗歌、戏剧、谚语等。这些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它通过文学艺术典型,描绘了各地方的风土人情,记录了各族人民征服自然的光辉事迹,歌颂了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人物,表达了各族人民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热爱友谊的心路历程。比如土家族的哭嫁歌、打闹歌、丧堂歌等;苗族的古歌、山歌、情歌、巫词、礼词等;侗族的采茶歌、祝酒歌、伴嫁歌、孝歌、吉语等;仡佬族的古歌、山歌、情歌、打闹歌、哭嫁歌等。

在民间艺术和绝技领域,主要有音乐、舞蹈、曲艺和各种民间绝技等,包括长号唢呐、龙灯、花灯、狮子灯、傩堂戏及各种劳动号子等。这些民族文化,很多是以风俗的形式而存在,并以风俗的形式而流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如土家族的摆手舞、肉莲花、薅草锣鼓等;苗族的花鼓舞、狮子舞、巫舞、书句子以及上刀山、下火海绝技等;侗族的山歌、屯锣等;仡佬族的情歌、踩堂舞等。其中,苗族的花鼓舞和上刀山、下火海等绝技曾先后出访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数十场规模盛大的演出活动,受到很多中央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接见;土家族的摆手舞、肉莲花两次获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金奖。此外,铜仁各民族的傩戏表演艺术被许多戏曲专家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铜仁各族人民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民族节日。如土家族的过赶年、苗族的四月八、侗族的赶坳、仡佬族的敬雀节、羌族的过羌年等。

在书画、美术、雕刻、摄影、音乐、戏剧、影视等领域,铜仁各民族的艺术家们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从清朝中后期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严寅亮、邱石冥、魏宇平、龙黔石、龙献宝、尚源华、程祖栋、杨国勇、吴士康、龙正乔、滕树勇、杨昌刚、张梦龙、安天富、侯兴平、林亚军、黎廷庠、聂忠帮、陈寿文、李敦礼、杨秀玲、沈国清、李洁、肖文、彭莎、刘洪英、龙红菊等一大批有较大影响的艺术家和艺术人才。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域为铜仁在省内外艺坛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清代著名书法严寅亮以书写“颐和园”匾额而闻名于世;当代苗族书画艺术家龙黔石的《腾飞中华龙》巨幅国画曾搭载中国“神舟三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7天,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苗族剧作家林亚军、麻勇斌等参编的四集电视连续剧《民办教师》曾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

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铜仁先后涌现出了吴毓江、石清泉、龙绍华、贺国鉴、田郁周、龙伯亚、吴恩楠、刘扬烈、麻勇斌、麻福昌、田玉隆、龙正学、龙从汉、滕继承、赵幼立、吴国瑜、唐海华、朱国豪等一大批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其中吴毓江的《墨子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石清泉、龙绍华等编写的《苗文读本》、《苗文课本》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境内苗语研究和苗文推广运用的早期教材;麻勇斌整理的“苗族巫词系列”为抢救和整理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民族传统医药领域,唐海华编著的《苗族药物学》和朱国豪等编著的《土家族医药》填补了铜仁少数民族医药研究的空白。

境内各族人民,不但以勤劳和智慧称著于世,而且富有传统的革命斗争精神。从宋淳熙八年(1181年)至辛亥革命的七百余年中,境内各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如明嘉靖年间的龙西波、吴黑苗起义,攻城略地,俘官纵囚,持续16年之久,迫使明朝廷在湘黔边境地区仿北方长城旧制修筑了数百里的“苗疆边墙”;乾嘉苗民起义时期,数十万苗人揭竿而起,烽火蔓延川、黔、湘三省接壤地区,坚持斗争两年多时间,清廷调集七省十八万大军进行镇压,大小百余战,朝野震撼;咸同年间的“红号”、“黄号”、“白号”军起义席卷整个铜仁;“八弓漏网逸苗”刘满在梵净山区的斗争,迫使清廷把铜仁县移至大江口,安化县(思南)移至大堡(德江),并“移松桃协都司以下八汛”镇守梵净山环山要隘,以避免“鞭长莫及”之虞。

铜仁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他们不仅勇敢地投入到反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也积极投入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叛乱势力的斗争中。《松桃厅志》载:“厅同泽同袍,向称劲旅”。境内苗族、土家族等各族人民曾先后参加了沿海抗倭、鸦片战争和平息新疆张格尔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铜仁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徐龙骧、席正铭、杨胜治等优秀儿女在革命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苗族将领欧百川等在贺龙的率领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枪。红军长征时期,境内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和支持红军,帮助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一说石梁)胜利会师,在沿河、印江、松桃一带建立黔东苏维埃政权。在收编“神兵”等各项工作中,土家族将领冉少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铜仁各族儿女积极奔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欧百川、罗启疆、吴俊人、毛定松、曾元三、龙骧等为代表的抗战名将,为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立下了不少战功。

新中国建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度、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铜仁各族人民都做出了自己英勇的贡献。在朝鲜战场上,苗族青年龙世昌在敌人地堡前用胸膛顶着爆破筒,粉身上甘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中,仡佬族青年吴忠臣用身体滚地雷,赢得了“排雷英雄”的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每个少数民族都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1956年,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在铜仁民族工作史上开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进步之先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使少数民族同胞亲身体会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1981年,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达了《关于恢复或更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1982年4月,国家民委转发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依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从1982年起,在中共铜仁地委、铜仁行署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地区和各县相继成立了民族识别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干部专门从事此项工程。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层层召开座谈会,翻阅各种史料,走访湘鄂川询根索源,在索取大量依据和现实资料的基础上,尊重个人意愿,全面开展恢复民族成份工作。1981年到1985年的五年间,全区共收到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申请书140802份。通过民族识别,到1986年,全区少数民族人口上升到130.009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由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占全区总人口的4.67%上升到占全区总人口的42.75%。

由于铜仁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断增大,1986年4月23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鉴于铜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为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在财政经济方面将铜仁与民族地区同等对待。”1986年6月29日,贵州省财政厅《关于铜仁实行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待遇给予补助的通知》明确:“根据省委常委办公会议[1986]29号纪要决定,并按照省对享受自治州财政体制的有关规定计算,现核定补助你地区一九八六年5%民族机动金和增加的2%预备费共559.5万元。其中:5%民族机动金为421.9万元,相应调减省民委掌握的5%民族机动金;2%预备费增加137.6万元,并从一九八七年起列入你地区财政包干基数。有关定额补助的递增比例问题,仍按照我厅(86)黔财预字第15号档规定执行。”铜仁享受5%的民族机动金和2%的预备费,从1987年起列入包干基数。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共计10092.21万元,其中:民族机动金包干数为7692万元(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玉屏侗族自治县按1985年民族机动金预算数计算)。

国家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决定的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铜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至2006年,全区生产总值实现148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15.0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8.2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4.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4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40元;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1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138.62万吨,畜牧业产值达到35.49亿元,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7.3%;工业在扩张总量、盘活存量、整合产业中实现了平稳增长,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25.59亿元。区内公路四通八达,水上航运直下长江,大兴机场2001年7月正式通航,湘黔铁路贯穿玉屏侗族自治县境内,设有玉屏、大龙两个火车站;渝怀铁路贯穿铜仁市、江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设有铜仁、松桃、江口等大小10个站。玉(屏)铜(仁)高等级公路竣工通车。一个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正在铜仁形成。光缆通讯线路覆盖全区,已开通国内、国际程控电话、移动电话,信息传送迅速便捷。全区电力富足,拥有50万伏和22万伏变电输电线路的国家电网,成为黔电东送的桥头堡;100万千瓦的乌江思林水电站和120万千瓦的铜仁火电厂正在建设。11万伏输变电线路覆盖全区各县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区已拥有各类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2473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学科、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医疗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拥有医疗卫生机构525个,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已建成电视差转台269个,卫星电视转播784个,电视覆盖率87%。全区各族人民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11年,铜仁撤地建市,并迎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谱写灿烂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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